1月29日，重庆市未成年人劳动教养管理所拥挤的探望室。因被劳教人员增多，一些成年人也被安排在这里。

　　我就带了把小刀，你们怎么可以就把我关一年？

　　——— 被劳教的陈安贤

　　刀具放于当事人的挎包中，并未开启和亮出刀刃，更无行凶的主观故意和行为，充其量是治安处罚，认定为寻衅滋事，毫无事实依据。

　　——— 律师陈渝

　　这是市里统一的规定。

　　——— 重庆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

　　从去年7月10日到9月30日，重庆市警方开展了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治安综合整治行动，共治安拘留10372人，最终至少超过1000人被劳教。

　　“带刀者”挤满看守所

　　按照警方的理解，带有弹簧锁的刀具，不管大小，全是管制范围，汽车站、广场、甚至于菜市场都成为重点被盘查的场所

　　两分钟后，警察到了。那个向姐姐索要200元上网费的弟弟，被带走，并且刑拘7天。警察从他身上缴获了用来“威胁”家人的水果刀。他的罪名是“入室抢劫”。

　　姐姐李虞起初觉得，这不过是一起简单的家庭纠纷，求助于警方也是因为“有困难，找警察”，“拘留是不是有些严重了”？

　　这个弟弟读书不多，从小被家里宠养，李虞和母亲都有些束手无策，但也不相信弟弟会“动真格”。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。7天后，2009年11月23日，弟弟并未按时回家。拘留的时间变成了“半个月”，随后又递增为“一个月”。

　　在第17天的时候，李虞接到了弟弟从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：“姐，快来救我，我被判刑一年了！”

　　在打黑风暴愈演愈烈的重庆，刑事拘留是当地派出所处理类似问题的惯用手法，李氏姐弟的遭遇不过是半年来发生在重庆普通人身上的一个缩影。从去年7月10日到9月30日，重庆市警方开展了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治安综合整治行动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，此役共治安拘留10372人，最终至少上千人被劳教。

　　重庆律师陈渝手上也有几起类似的案件代理。相比于李氏姐弟，陈渝觉得自己的当事人遭遇“那才叫荒唐”。陈安贤是陈渝的当事人之一，2009年9月19日，在重庆玩耍的陈安贤欲乘坐长途汽车回贵州老家，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长途汽车站购买车票，安检时，其挎包内有一把“一个指头长的管制刀具”，当场被警方刑事拘留。

　　四天后，市民谯永刚亦有相同遭遇。当时他正和同伴黄某乘车前往工作地点。帆布包放在安检的匝机上，警报器响了。帆布包被打开，露出一把水果刀(注：笔录中写着“水果刀”，实为一把20厘米长，带有刀柄，单刃尖刀，带锁装置的不锈钢刀)，安检员收缴了刀具，一名警察在保安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场，谯永刚就再也没有回家，尽管家里只有个6岁的儿子。

　　带“刀”上街在重庆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，管制刀具的范围变得相当宽泛。按照警方的理解，带有弹簧锁的刀具，不管大小，全是管制范围。开双刃的刀具超过7厘米就是管制刀具；而单刃刀，刀尖小于30度，长超过10厘米就是管制刀具。“最短的管制刀具，刀刃只有5厘米”。

　　据公安部1983年颁布的《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》，管制刀具是指匕首、三棱刀(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)、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它相类似的单刃、双刃、三棱刀。

　　“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者，一律拘留”的牌子随处可见，汽车站、广场、甚至于菜市场都成为重点被盘查的场所。在最开始阶段，仅陈家坪汽车站一处，重庆警方便查出60位携带管制刀具的乘客，其中拘留了25人，没收管制刀具69把。

　　来自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的说法，此次严打斗争规模空前，为重庆市198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整治行动，各项打击指标均创该市单月历史最高。一时间全市公安监管场所关押量持续上升，部分看守所、拘留所爆满。

有前科就得劳教

　　弟弟因“入室抢劫”劳教一年，李虞很愤怒：“哪有在自己家里抢劫姐姐的？”民警解释，“因为携带了管制刀具，并且嫌疑人有前科”

　　李虞的弟弟被劳教的地方是重庆市未成年人劳动教养管理所，尽管他已有20岁。因为被劳教的人数增多，一些成年人的劳教也被安排在这个原本救助失足青少年的地方。

　　1月29日这天，星期五，李虞与母亲来得很早，但前来探望的人太多，不大的探望室满满当当，外面的人伸长了脖子寻找里面的亲人，里面的人扫描仪般分辨着拥挤的人群。李虞见到弟弟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。

　　隔着厚厚的玻璃，姐弟俩开始了三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面。交流是借助有线电话完成的，李虞在这头喊，弟弟在那头听，大多时候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他在里面已经待了三个月，距离一年的劳教期还有9个月的光景。他还没有完全原谅姐姐。

　　“早知道这样，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报警”。李虞说，弟弟在15岁那年曾因抢劫被拘役4个月，5年过去了，自己再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将弟弟“送了进去”，“这简直不可原谅”。

　　在起初的拘留通知单上，李虞 看 见 弟 弟 的 罪 名 是“ 入室抢劫”。再次找到民警，这一次李虞却是充满了愤怒，“哪有在自己家里抢劫姐姐的？”民警最后解释说，这并不是判刑一年，只是劳教，“因为携带了管制刀具，并且嫌疑人有前科。”

　　劳动教养根据的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实施的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。最初的目的是对付“建国初期一些意在推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”，后来扩展为针对一些流窜的、惯性的，不务正业或者赌博、卖淫嫖娼等屡教不改人员。

　　因在程序上是公安一家说了算，法院、检察院无权干涉审批过程，劳教被称为“公安自留地”，近年来备受争议。至少在过去的半年间，劳教的实行在重庆遭遇了挑战。综合多份半年来由重庆市劳委会下达的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，在携带管制刀具前提下，其共性在于，“只要有前科”。

　　例如，另一份对于谯永刚的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表述如下：曾因贩运伪造国家货币、殴打他人，使用假币被判刑和行政处罚，仍不思悔改，2009年9月22日，携带管制刀具窜至轻轨站，决定以寻衅滋事送劳教一年。

　　在被刑拘一个月后，陈安贤也收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做出的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(劳教审2009字第3479号)，《决定书》称，“因陈安贤贩毒被刑事处罚，仍不悔改，又于2009年19月19日，藐视国家法纪，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窜至南岸区南坪汽车站等公共场所，送劳动教养一年。”

　　对此，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答复记者的采访时，并没有详解理由，只是告知，“这是市里统一的规定”。

　　但同时，该委员会也强调，类似情况一般是以“寻衅滋事”论处，完全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的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》及其相关法律法规，如果不服，可以继续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　　重庆律师代裕军说，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，非法携带枪支、弹药或者弩、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“现在的做法，于法不通”。

　　派出所有指标，无法翻案？

　　警方内部消息：派出所甚至被分配了“劳教”的指标，首次不达标的所长被警示，再次完不成任务“就地免职”

　　被劳教后，陈安贤一度表现得相当抵触，聘请陈渝申请《行政复议》。陈渝说，第一次见陈安贤，他情绪激动，甚至大喊“我就带了把小刀，你们怎么可以就把我关一年？”；第二次再见陈安贤，则安静了许多，“他告诉我，跟他一起被劳教的室友基本跟他的情况差不多，甚至还有大老板，也就安心了。”

　　来自警方内部的消息是，重庆警方有相关规定，在治安综合整治行动中，凡发现携带管制刀具的一律刑拘，发现有前科的则马上“劳教”。派出所甚至被分配了“劳教”的指标，首次不达标的所长被警示，再次完不成任务的“就地免职”。

　　重庆警方治安综合整治行动也是始自去年6月的重庆“打黑”的主要构件之一。当体媒体报道称，王立军局长几次亲临前沿督战，一名办案民警透露，彼时作为重庆打黑除恶的重点时刻，“一切从重处理”，没办法，“是公安局长亲自批的”。

　　尚未得到警方证实的消息称，一些派出所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惜花钱向超额的派出所购买“劳教人头”，3000块一个。李虞回忆，茄子溪派出所的民警是其家人请到家里协调，在最终的文件中，这一行为变成“民警在巡逻中发现”，一度令人疑惑。

　　李虞至今没有给弟弟聘请律师，因为没钱。平时，李虞跟母亲经营着一家小面店，每个月几百到上千的收入，一家人勉强温饱。她做得更多的就是按时来劳教所看看自己的弟弟，说说话，尽管极少得到回应。探视的时间到了，弟弟在里面哭，李虞也红着眼睛离去。

　　聘请律师似乎也变得无济于事。陈渝跟他的同事分别为自己的当事人向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，最终都被政府驳回。陈渝说，据他所知，到目前为止重庆尚未有一起此类行政复议申请成功。

　　陈渝以及多位重庆律师均认为，刀具放于当事人的挎包中，并未开启和亮出刀刃，更无行凶的主观故意和行为，“充其量是治安处罚，认定为寻衅滋事，毫无事实依据”。尤其要指出的是，对于当事人前科的“着重强调”，更是有违法制精神。

　　这些意见在行政复议中都未必采纳。

　　一些人开始想其它的办法“捞人”。一位在重庆当地颇有人脉的人士说，常规的脉络关系已经不再被依赖。“法院的朋友说得很直白，只要打黑风暴在，这些人的劳教就必须执行，哪怕是错了，以后让你获得国家赔偿都可以！”

　　据《重庆晚报》报道，重庆年内力争抓获上网逃犯9000名以上，并确定了今年公安工作的重点：以打击“两抢一盗”为主攻目标，进一步促使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和整治治安乱点的经常化。

　　这也引发了另一类担忧。此前，重庆知名律师曾多次表示，打黑除恶应该是个持续的过程，而不应该运动化，更不应该变成政治运动。“打黑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事情，如果运动化，很多事情就会扩大化。”

　　1月29日，重庆市新任市长黄奇帆再次公开表态，“打黑行动”是中央政府一直支持和倡导的正常的治安工作。在去年，打黑效果比往年好很多，并不是在“搞运动”，只是下决心打黑后出现的一种集聚效应。

　　律师陈渝没有对“重庆打黑”是否“运动化”发表见解。申请行政复议失败后，没有选择行政诉讼，而是将陈安贤所有的材料转交给陈户籍所在地的一名律师，期待异地行政复议成功的机会。他说，相熟的办案民警告诉他，这样的行政复议，在重庆是“翻不过来的”，还是让当事人回到户籍所在地申请行政复议吧，“没有这里的政治氛围，或许能成功”。

　　□采写/摄影：本报记者　刘伟